图片 1

图片 1

新华社台北6月2日电“谈中国文化,就是要找回中国人该有的安身立命。”出生在台湾南部的作家薛仁明喜欢自称“乡下人”,喜欢谈孔子和司马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让这位“乡下人”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也找到了事业天地。

想必大家都知道孔子,毕竟大多数人所谓的儒家文化启蒙是从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语文课本里的那篇《论语十则》开始。在这篇充斥着简单易背的名人名言里,我们得知孔子——勤学(“学而时习之”)、好客(“有朋自远方来”)、自省(“吾日三省吾身”)、体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思考(“学而不思则罔”),以及喜欢复习功课(“温故而知新”)。对于当时尚且年轻的我们而言,这样的孔子已经足以成为“圣人”,或者至少得是个极好的老师了吧,因为他的语录就是平时老师的教导和唠叨的文言文版。

今天读论语,《四书集注》让我们感受到朱子的中规中矩,博学勤思;《论语译注》让我们敬佩杨伯峻先生严谨雄厚的朴学;《论语今读》有李泽厚先生对时代的思考;《论语别裁》则分明是南怀瑾先生气贯长虹的风姿和气魄,有学者以学院异化的眼光吹毛求疵,可谓自取其辱。

在台北,记者几次见到薛仁明,他都是一身中式布衣、一个布包,随身带着行李,准备奔赴大陆的讲堂。随着《天人之际》《孔子随喜》《人间随喜》等著作在两岸出版,薛仁明如今已经从一个“隐居”池上的“乡下人”,变成了一位两岸知名的中国文化“行者”。

不过仔细想来,好老师并一不定受所有人待见,于是如果让我们给孔子贴标签,往好了说可能是诸如“思想家”“教育家”“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等浮夸且恭维的字眼,往坏了说就成了“迂腐”“学究”“孔老二”如此有年代感的词儿。可是,现在有人告诉我们——孔子是可爱的、开豁的,甚至叛逆的。如何?

“我在说话,话在说我。”不论哪一家解读《论语》,映现的首先是作者本人的心量和才识,如今我们欣然读到台湾行者薛仁明先生素读《论语》的心得报告——《孔子随喜》。

“谈经典,只谈和自己生命真切相关的东西”

这个人就是薛仁明。这本书就是《孔子随喜》。

薛仁明笔下的孔子及孔门弟子是素面的,他写得平常、朴实、可信,仿佛是自家的生活记录。究其原因,作者与《论语》里的风光,不像我们这般隔膜,所谓风吹花开,有什么样的土壤,就容易出什么样的人才。

在台北书院,薛仁明开了门《论语》课,他喜欢把孔子的道理和当下生活琐事、时政热点相结合,擅长勾画孔门师徒的形象和性格,仿佛他们就是我们身边可以拍拍肩膀聊聊天的普通人。课堂上始终笑声不断,一派“光明喜气”。

事实上,“随喜”是佛家用语,隋朝吉藏的《法华玄论》所述“若见、若闻、若觉、若知他所作福,皆随而欢喜”,大意就是听闻、感知他人行善而生欢喜之意,因为一切善事都是为了破除嫉妒心和有所得心,无关贫富贵贱,如布施时,富者施金帛,贫者施水草,各随所喜,皆为随喜。所以,孔子随喜——随的是哪门子的“喜”?这“喜”又是从何而来?这就得回头,从我们的儒学“启蒙”说起。

薛仁明来自台南乡间。台湾的文化底蕴是不容忽视的。自郑成功击败荷兰殖民者,不少江南才士即移民宝岛,创诗社,建孔庙。康乾之际,台湾也成了士绅主导的耕读社会。若非如此的文化背景,很难想象后来梁启超、章炳麟到岛上与何人交流。甲午之后,日人对台政治经济压榨外,于文化干预却不多,从赖和、吕赫若等早期台湾本土作家的描写中均可窥见,有几任台湾总督都是中国通。台湾光复后,大陆的“文革”刺激台湾当局推行文化复兴运动,彼岸知识分子也铆足了劲,大有为中国文化继绝存亡的悲慨。讲三民主义的,阐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统。蒋介石强调伦理,推崇阳明学,为此还被满口民主科学的胡适之反驳过。更重要的是,南怀瑾先生在台湾授课,从国民党高级官员到贩夫走卒,有教无类。

有学生说,很少有学者讲国学像薛老师这样,笑眯眯地来,笑眯眯地讲,笑眯眯地走。薛仁明也笑称,自己沉浸国学经典多年,没学出一张严肃的“国学脸”,也算一种成就。

《论语》开篇首则——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是这样的华夏文明,哺育着台湾的民间社会,哺育了薛仁明。而《孔子随喜》这样的文章,也还端赖他写出来。他的任何议论皆出自亲身所感,所以,我们觉得似曾相识,总觉得自己要说而说不出的话,被他道着了。也所以,看台湾,看大陆,往往更能扣住本质,这就是格物致知。从头到尾,这是一本令人读起来神完气足,平正阔大的小书,掩卷沉思,不禁思量,怎不思量?故曰《孔子随喜》,欺君不得。

然而,薛仁明也有忧心之处:有台北书院的课堂上只有20多个听众,平均年龄近60岁;而在大陆上课,听众不仅多,而且年轻,平均年龄30多岁。“常有人说‘中国文化在台湾’,不免流于片面的美化和想象。”薛仁明说,岛内政治势力长期操弄“去中国化”,在学校里宣扬中国文化骎骎然已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如今很多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失去了感觉和感情。

“说”通“悦”,“乐”即“乐”,用薛仁明的话说这“悦”“乐”便是孔学的“正法眼藏”。读书是悦,来客是乐,为了突显这派欢愉,还特地以反问来强调。所以,那日孔子与门人闲坐,顺口问了一问各人的怀抱,子路、冉有都好认真地答以治国之事,而公西华则实诚谦逊,回以有志于礼;唯独曾点径自鼓瑟,所答不过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捡个眼亮风凉之处,吹吹哨子,呼啸一番,再来便是,吟吟唱唱,回家途中,一路有歌声。听罢曾点所言,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随喜》观照当下,命意曲折,也像孔子般的心忧,不乏对匹夫匹妇的怜惜与怒目。因为,台湾民间的人情物意,也正遭受着现代社会种种无明的威胁。文明是要靠教化的,台湾文化人先是纠缠于传统与现代,如今又鼓动中国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的隔阂。高校里开设了台湾文学系,不知道讲些什么。无怪乎小布尔乔亚的忧伤自恋情绪蔓延在台湾的学界。当“去中国化”泛滥成风时,孔子可如何栖身呢?而台湾学院中讲授传统经典的方式方法又与大陆别无二致。于是,最令人担忧的是台湾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大陆虽国学热方兴未艾,但学院里要么是干嘉朴学的路子,要么是如程朱理学、西方哲学一般的遨游于语言逻辑的玄思。

他坦承,如果今天他只能在台湾讲课,会陷入深深的无力和郁闷。幸好在大陆,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兴起。他建议,对国学特别有情怀的台湾人,一定要多到大陆去走走,既是一定程度的反哺文化母体,也是为了让自己找到共鸣,让自己更有能量。

诗书之味,山水之娱,师徒之道,皆是赏心乐事,就算是天大的圣人也是悦乐其中。所以,薛仁明说古往今来,说孔道孔的是或不是,尊孔学孔的到与不到,都该以“悦”“乐”作为评判标准。合此二字,则离孔子近;违此二字,则距孔子远。若远观近看、人前人后,此人皆能自在安然,轻易便透出悦乐之情,那么,可以与言孔子矣!此人若谈论学问、综观天下,虽深知忧患,却又不露苦相者,那么,庶几与孔子近矣!所以呀,若要论及这位人人皆知的孔子,我们就得懂其悦与乐,随其欢与喜,那些言及“至圣先师”“迂腐学究”的都是跟孔子不是太熟的。

薛仁明的志向是要提供另一种路径,一条修行的路径,一条与物无隔,能够吃饭睡觉的时候,亦可触摸孔子天下文明的路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可以不忘其忧,不改其乐。我们可以活得实在一些,安宁一些。却说,当年孔子问礼于老子,反被骂了一顿。老子说的是实话,而孔子,也到底还是做了他该做的事。华夏文明是靠了他才能延续。回想当年事,悠悠千载,沧海桑田,令人想见其高远迷离。而眼下是,孔子的天下文明开始复兴。薛仁明向我们呼唤:素面看孔子!

“我在大陆讲孔子,讲戏曲,哇,底下听课的人眼睛会放光,好像找回自己的身世一样。”薛仁明如今把90%的讲课时间放在大陆的课堂上。

可是,不会有些奇怪吗?对于这篇参与、见证了我们应试教育的语文课文,我们似乎不那么关注“悦”与“乐”。在研读这开篇首句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时”、是“习”,是如何反复、是如何学习。如此一说,倒是没了兴味,这般“时”、那般“习”,瞬间沦为教条苛刻的方法论。所以,那些整天将圣人挂在嘴边的理学家,心怀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秉承圣人文章时挑着却是“忧”国“忧”民的重担。就说那位北宋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帝宋哲宗,只是于春日正好时随手折了一条新发的柳枝,便惹恼了师父程伊川,挨了好大一通训斥。当然,程老师的另外一个学生杨时也好不到哪里去,见老师瞑坐便侍立不去,等老师睡醒了,门外积雪也足有一尺深,这就是传说中的“程门立雪”。所以,想来若要求得圣人之学,其途颇苦,无论是皇帝老儿还是乡野进士,都得费一番周章。

无论在上海、北京,还是广州,薛仁明的课堂上总有从各地呼朋引伴赶来的老面孔。有学生说,薛老师的课让身边的“好人”变少了,“如实”的人变多了,也就是破除了某些观念的偏执;也有人说,薛老师的课让人感到踏实,也就是少了内在的撕扯。

程颐是北宋时期影响最大理学学派洛学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传承者都这般严谨肃穆,那至圣先师得多法相庄严啊!可是,不对呐。说好的可爱、开豁,甚至叛逆呢?

在他的课堂上,《论语》的字字句句都可以与当代人的生命相映相照。“孔子扎扎实实植根于生活,无浮辞,不空谈,因此健康……与孔子一块不忘其忧、不改其乐;再与孔子一路走来,知晓那沿途有吟吟笑语,有景致依旧。一如《诗经》里的风日洒然,一如孔门师徒的风乎舞雩,一如台湾民间的深稳信实。这景致,正是我最大的想望。”他在《孔子随喜》中写道。

在这里,咱们先换个高端点的词,不说叛逆,且说“反骨”。“反骨”其实是生理名词,指枕骨。中国古代往往喜欢将生理特征与人格特征相关联,例如颧骨高会克夫、断掌是不祥之兆。同样,在古代,“脑后有反骨”就是大逆不道了。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瞅见蜀汉名将魏延就大喝“斩立决”。这得有多大的仇啊?人家诸葛孔明说了——“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故而斩之。”后来,魏延保住了性命,却再没有被大用过,直到诸葛亮死后,魏延果然反了,马岱受军师遗命于军前斩之。

在《史记》中,他看到的则是“天人之际”的“汉”人气象。太史公笔下的这帮人,“最接近我们今天亟欲找回的中国人那该有的生命气象。”薛仁明说,不论是无赖如刘邦,抑或是刚正如周昌,他们都明亮爽快,也俱有风光。“两千多年后,我们与之觌面相逢,仍可顿觉‘心旷神怡’。”

现在薛仁明说孔子有“反骨”自然是褒奖之词。在他看来,孔子抗议能量饱满,甚至他的“信而好古”都是“不怀好意”,是针砭、甚至是对抗当代的。他知机识机,苗头才一不对,该闪就闪、该避就避,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不是滑头却是想得明白。对于孔子而言,一身反骨藏匿在温良恭俭让中——“温良恭俭让是显,他的反骨是隐;这当然不是孔子虚伪,而是他气象万千;孔子的蕴藉是显、激烈是隐;他的和悦之气是显,杀伐之气是隐;正因为有显有隐而又能相生相成,故而孔子的世界水深浪阔,蓄得了鱼龙。”

薛仁明说,他上课不谈客观的知识,只谈和自己生命真切相关的东西。他希望能激活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基因,恢复我们的生命、生活与历史、祖先、天地万物的传统联系,只有如此“心里才能踏实起来”,才能接近传统典籍中呈现的天人之际、光明喜气的中国人精气神。

这“水深浪阔”的孔子多少人识得呢?就说这五四以后的舆论风向,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
国人读《论语》或谈孔子,似乎带着一副莫名的愤怒面具。此愤怒来自何地、何人、何因?有亲身经历的作家杨典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似乎是别人都愤怒,于是我便也愤怒而已。”

“如实地回到中国文化中,才越活越踏实”

所以,孔子啊,你到底是“喜”?是“忧”?是“反”?是“怒”?

无论在课堂上讲什么,薛仁明始终参照自己从困惑走向踏实的“精神履历”,这让他有能力回应听者的困惑,把中国文化讲到实处,讲到听者心里。

朱天文给《孔子随喜》写的序叫《素看孔子》。如何素看?把孔子扒光了、赤条条地搁在我们面前吗?不是的。相反,需要扒光的是我们自己。想要素面见着孔子,是需要去除文化记忆的,于我们而言,这十分不容易。大学那会儿,响应古代文学老师的号召,开始践行“论语一百”,大意就是把论语全文诵读一百遍、不求甚解。一路读来,这其中的喜悦便是文化记忆时有时无的观照。在我想来,开豁且有反骨之人才能看见孔子的开豁和反骨。薛仁明,这个漳州长泰县山重村薛氏来台的第十二代,看到的是孔子的光明喜气、孔门的生命风光,甚至是近于邻里乡人的生命图景——植根于生活,无浮辞,不空谈,健康且晴朗。或许,这也是薛仁明的文化记忆。更或许,这就是他的人格观照。

薛仁明1968年出生在台湾南部的渔乡茄萣,家境贫困,但从小喜欢读书,到高中时精神陷入巨大的困惑,以至于18岁时不得不休学。他回忆说:“那时我虽然18岁,状态却疲累不堪,每天大量时间在睡觉,喜欢抱小孩、种青菜,常常去海边散步两小时,是看夕阳的专业户。”

在台大读历史系时,他一心从经典中求解答案,服膺牟宗三先生的新儒家思想。然而,毕业后的两年兵役,却让他发现这些思想仍无法让他安心,无法让他从容应对现实生活。他意识到,学院里谈中国文化,本质上是西体中用,用西方概念来谈中国学问。“它只是给你一个明晰的概念,并不能给你能量。”

之后,薛仁明选择到台东池上乡,成为一名乡村中学教师。远离台北文化圈,跳出流行的文化思潮,他只想只安安分分当个“乡下人”。在池上“隐居”的20多年里,他看山水,看云岚,看稻浪,也看京剧等传统戏曲;听虫鸣、听鸟叫,也听古琴等传统音乐。

“那时候,为了不再精神撕裂,我静静地读书,静静地补中国文化课。”薛仁明说,在池上的日子里,他慢慢地不再停留在大学里那种“致知”的层次,慢慢地回到“格物”那一层。

对他来说,在池上的最大收获,就是自己终于摆脱了从前西体中用的框架,开始如实地看中国传统的东西,于是从《论语》《史记》中读到生机,从京剧和古琴中听到生机,犹如从池上的山水间感受到生机。

“慢慢地,我能把自己的全部个人生活经验联结起来,包括联结自己小时候在茄萣的生活经验,于是整个人觉得踏实下来。”薛仁明的经历本身就是一段微观的文化重建史。他反复说,通过如实地回到中国文化中,他才真正越活越踏实。

“庆幸赶上重建文化自信的时代”

“中国人可能会被一时洗脑,却没办法转基因。千年的文化命脉一直都在中国人身上还流淌着。如今谈中国文化,就是要找回中国人该有的安身立命。”薛仁明对中国文化充满信心。

他说自己有两大幸运:一是小时候体会了保存在台湾民间的中国文化;二是如今赶上了大陆文化复兴的好时代。

在渔乡茄萣,各类庙宇保存完好,每逢节庆祭典始终都清晰可闻南管之悠扬与北管之嘹亮。“茄萣骨子里有一种敦厚与平正,这既来自于自古以来民间的文化积淀,也来自于岁岁年年庙宇的礼乐熏陶。”薛仁明说,他小时候便受到家乡庙宇、祭祀与戏曲的熏陶,中国礼乐文明的基因就藏在自己身上。

在经历了成长的重重困惑和不安之后,薛仁明通过重新拥抱传统文化,最终找回自己的“初心”。而且,在他看来,一己的“修身”和一国乃至天下的“治平”相通。

薛仁明认为,如今大陆正处在剧变之中,其中一大剧变就是恢复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根本而言,是中国在开启现代化进程后第一次开始摆脱西方的知识框架来重新审视自己、表达自己。这种文化自信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浮躁漂泊的个体能够安身立命。

“生命重新与文化基因紧紧结合,人才可以不再浮躁、不再漂泊,进而慢慢有种踏实,有种欢喜,连柴米油盐,连寻常家务,都可以有种庄严与喜乐。”薛仁明如是形容这种安定。

他庆幸自己赶上这个时代的因缘际会,可以为中国文化做一点点事情。他说,他着力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寻找其中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联结。他相信:“中国人只需回身一望,就能打通联结,就会有种说不清的舒坦与安然。”

“谈中国文化,不能只是在经典的字句里打转,一定要和我们的生命产生联系,才真正有根基。”薛仁明总结说,中国文化的优势正在于感通古今、人我、天人等界限,超越物质的、对立的思维去感知生活世界,让我们重新体会那种无处不在的生生不息与生机盎然。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自信也必须建立在这种真实的生机之上。

admin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